第748章 高太后垂帘听政（2 / 3）

事再度更迭，吕大防拜左相、范纯仁拜右相，共同执掌中枢。

范纯仁素来秉持中正之道，从元祐更化之初便不认同极端的全盘废法理念，始终主张客观看待熙丰新法，尤其反对仓促废除免役法，是旧党中难得的务实重臣。

拜相之后，范纯仁更是极力调和党争、宽容待人，对于被贬斥的新党重臣章惇、邓绾，以及屡遭洛党攻击的旧党苏轼、韩维等人，多有维护保全，反对朝堂极端清算之风。

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，朔党集团执意要重贬已遭外放的蔡确，范纯仁以朝政宽厚为本，坚决反对过度株连、赶尽杀绝，因此遭到朔党全员围攻弹劾，最终不敌朝堂朋党势力，被罢去相位。

第748章高太后垂帘听政

元祐六年（1091年），朔党核心首领刘挚升任右相，朔党势力达到顶峰。

但党争反噬从未停歇，同年，政敌援引流言，弹劾刘挚暗中交结新党蔡确、章惇，私结朋党、心怀异心，刘挚随即遭弹劾罢相，朔党内部也自此出现分裂动荡。

高太后八年垂帘听政期间，旧党彻底把持中枢、垄断朝政，对新党势力的打压清算从未间断、愈演愈烈。

以刘挚为首的朔党激进派，为彻底根除变法派势力，常年刻意搜罗章惇、蔡确等人的日常言行、私人诗文，捕风捉影、穿凿附会，肆意曲解罗织罪名，大兴文字之狱，其中最惨烈、影响最恶劣的便是车盖亭诗案。

此案是北宋开国以来，规模最大、波及最广、手段最酷烈的朋党文字狱。

旧党充分利用高太后厌恶新党、忌惮权臣的心态，将蔡确贬谪途中所作的闲适小诗强行曲解为讥讽朝政、怨谤太后、蔑视先帝，对新党展开斩草除根式的全面清算。

最终，蔡确彻底被逐出朝堂，又遭地方官员吴处厚挟私报复、刻意构陷，一路远贬新州安置，终老贬所、不得北还。

为固化朋党正邪之分、掌控朝堂舆论，旧党刻意树立政治标杆，将司马光、范纯仁、韩维三人尊为“元祐三贤”

，标榜为中正贤臣、社稷忠臣；同时将蔡确、章惇、韩缜斥为“熙丰三奸”

，定为祸乱朝政的佞臣。

他们公然将王安石、蔡确麾下所有新党亲信的姓名、籍贯、官职整理成册，张榜公示于朝堂内外，列为“奸党名单”

，以此警示朝野、震慑百官。

与此同时，旧党开启二次大规模贬谪浪潮，对元祐初年尚未彻底清算的新党重臣章惇、韩缜、李清臣、张商英等人再度重贬流放，又将朝中残存的新党官员李德刍、吴安诗、蒲宗孟等尽数罢黜降官，朝堂之中变法派势力几乎被清扫一空。

后世史学家、思想家对元祐更化的极端党争与复古弊政，多有尖锐批判。

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曾精准概括元祐朝政的偏执乱象：朝堂用人行政、法令更张，全然以“熙丰新旧”

为唯一标尺，进一人，必是神宗朝所罢退之人；退一人，必是神宗朝所擢升之人；行一法，必是神宗朝所革除之旧制；废一法，必是神宗朝所推行之新规。

一切施政不讲利弊、不问民生、不论得失，唯以反对熙丰变法为唯一准则。

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亦辛辣讥讽元祐朝臣的狭隘偏执，称其为“闭着门说道理”

。

旧党一味矫枉过正，试图纠正熙丰变法的激进弊端，却彻底陷入因循守旧、固步自封的泥潭，摒弃了变法中富国强兵、利民兴邦的积极内核，只残留派系倾轧、复古倒退的弊政。

纵观整场元祐更化，其本质绝非利国利民的政治革新，而是一场裹挟着派系私怨、极端守旧的情绪化政治清算运动。

熙丰变法虽有操之过急、利弊混杂的缺陷，但其初衷是为解决北宋积贫积弱、冗官冗费、边防空虚的百年沉疴，是主动求变、力图图强的治国尝试。

而元祐更化全盘否定新法、盲目复古守旧，彻底推翻神宗一朝的治国成果，不仅未能解决北宋的社会弊病，反而让原本被改良缓和的民生、财政、军政乱象再度丛生，治丝而棼、越理越乱，让北宋的国运彻底走向下坡路。

与朝堂汹涌激烈的新旧党争、派系倾轧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少年天子赵煦沉默隐忍的帝王生涯。

年幼的赵煦天资聪颖、好学不倦，自束发读书以来便酷爱典籍、博览群书，涉猎经史百家、诗文典籍，尤其钟爱唐人律诗，自幼深耕诗文，文学素养远超同龄宗室子弟。

除却文思出众，赵煦亦精通笔墨书法，笔法工整遒劲、气韵端庄。

元代陶宗仪所著《书史会要》中专门记载其书法造诣，盛赞宋哲宗“翰墨亦佳”

，其笔墨风骨初具帝王气象。

然而在高太后垂帘听政的八年间，这位聪慧早慧的少年帝王，始终形同傀儡、毫无实权。

朝堂军国庶务、官员任免、法令更张，尽数由高太后与吕公著、司马光、刘挚等旧党大臣全权裁决，年幼的赵煦被彻底隔绝在权力核心之外，对朝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