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46章 阳嘉新制（2 / 4）

崇“阳嘉新制”

中选拔人才的标准和方法，他在《取材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欲得人称职，不失士，不谬举，宜如汉左雄所议文吏课笺奏、诸生试家法，为得矣。”

王安石认为，国家真正需要的官吏人才，不仅要擅长文辞句读，更要通晓古今礼制政教，具备实际的理政才识与能力。

基于此，他对当时北宋科举考试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严厉批评——彼时进士考试一味崇尚文辞华美，忽视实务能力，明经考试则仅以机械的背诵对答为考核标准，难以选拔出真正的治国之才。

于是王安石仿照阳嘉新制的核心精神，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，将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改以经义和策论为主，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、身怀真才实学的人才之上，让科举制度真正成为为国家甄选贤能的重要渠道，而这一切的源头，皆可追溯至汉顺帝时期的阳嘉新制。

阳嘉元年（132年）九月，刘保再颁仁政诏令，彰显宽宥之心。

他下令，天下各郡国以及京师中都官衙所关押的囚犯，皆减免死刑一等，依其罪状改判相应刑罚；对于那些因触犯律法被削除户籍、被迫逃亡在外的百姓，允许其缴纳赎金，恢复庶人身份，重回故土安居乐业，此举既彰显了朝廷的仁厚，也让社会秩序得以进一步安定。

汉明帝时期，朝堂政事崇尚严峻，吏治考核极为严苛，即便是身居九卿之位的朝廷重臣，若有办事不力、触犯规制者，皆会被施以鞭杖之刑，以示惩戒。

这一严苛的规制，被后世数代帝王延续。

及至刘保在位时，大司农刘据因处理政务拖沓不力，依旧依循旧制被处以鞭杖之刑。

此事引发尚书令左雄的深思，他认为九卿身居高位，位亚三公，位列朝廷重臣，其言行举止皆有朝堂仪制规范，行有佩玉之节，动有庠序之仪，身受鞭杖之刑，既有损重臣体面，亦不合古代典制。

于是左雄向刘保上疏，直言其弊，恳请废除这一刑罚。

刘保阅后，认为左雄所言有理，当即听从其建议，下旨废除对九卿的杖刑，此后不再以鞭杖责罚身居高位的朝廷大臣，既维护了朝堂仪制，也让吏治规制更趋合理。

刘保在位期间，地方吏治还存在一大积弊：部分地方长吏、二千石品级的官员，巧立名目，向犯罪的百姓收取赎罪金，将其命名为“义钱”

，对外谎称收取此钱是为了赈济贫苦百姓，实则中饱私囊，将“义钱”

变为地方守令敛财的工具，百姓不堪其扰，地方吏治也因此愈发污浊。

名臣虞诩察觉这一乱象后，当即上书刘保，直言其弊，建议恢复汉明帝永平年间、汉章帝章和年间的清明政令，其疏中言道：“寻永平、章和中，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，司空劾案，州及郡县皆坐免黜。

今宜遵前典，蠲除权制。”

虞诩以前朝良政为鉴，恳请刘保革除地方私收赎罪金的权宜之制，回归旧典。

刘保对地方官吏的贪腐行径深恶痛绝，采纳了虞诩的建议，当即下旨严厉批评那些私收“义钱”

的州郡官员，直接废除了地方谪罚输赎的不合理制度，从制度上杜绝了地方官吏的这一贪腐途径，让地方百姓得以摆脱苛捐杂税的盘剥。

（本章未完，请）第446章阳嘉新制

阳嘉三年（134年）五月，天下遭遇连年大旱，农田歉收，百姓生计艰难。

刘保心系民生疾苦，以天灾为由，下诏大赦天下，释放狱中罪刑较轻的囚犯，以祈福消灾、抚慰民心。

同时，朝廷再次向贫苦百姓与老年民众施以赈济，赐予八十岁以上的百姓每人一斛米、二十斤肉、五斗酒，以安其晚年；对九十岁以上的高龄民众，更是加赐二匹帛、三斤絮，彰显对老者的敬重与体恤，用实实在在的举措，缓解天灾给百姓带来的苦难。

汉顺帝朝梁氏兴衰与吏治整饬

阳嘉四年（135年），汉顺帝刘保颁下诏书，册封梁皇后之父梁商为大将军，令其执掌朝政重权。

彼时梁氏为当朝外戚，荣宠加身，梁商身居高位，却始终保持着清醒与谦逊，他深知自己因皇后外戚的身份得居大将军之位，恐遭朝野非议，故而身居其位后，从未有过骄矜跋扈之举，日常待人接物皆谦恭温和，待人宽厚，更难得的是，他心怀社稷，始终秉持着举贤任能的初心，虚心寻访天下贤才，大力举荐入朝为官。

梁商的举荐从不徇私，唯才是举，他先后将汉阳贤士巨览、上党名士陈龟征辟为大将军掾属，又举荐李固、周举这样的当世贤才担任从事中郎，这些人皆身怀才学、品行端正，入朝后各尽其能，为朝堂理政注入诸多良策。

梁商的贤明之举，让京师雒阳上下皆交口称赞，朝野内外齐声誉其为“贤辅”

，赞其为朝局安定的柱石之臣。

汉顺帝刘保也对梁商极为倚重与信任，不仅让他执掌兵权，更令其深度参与国家重务决策，凡朝堂大事，皆会征询其意见，梁商也始终尽心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