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6（1 / 5）

妮娜6岁那年特别长。

妮娜三月末开始犯第一次哮喘，早上醒来的时候呼吸声就不太对，带着一点细细的、拉风箱似的声音。安娜听见了，翻身下床走到床边，蹲下来听了十几秒。

&ot;呼吸有点重。&ot;她跟德米特里说的时候，语气尽量平稳。

德米特里正在扣袖扣，听见了，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。

莫斯科最好的儿科医生当天上午就来了，听诊器贴在妮娜背上听了很久，眉头皱着。结论是急性发作，不算严重，但需要开始规律用药。万托林放在床头柜最上面那层抽屉，辅舒酮喷完要漱口，每天记录呼吸状况。

那天之后，妮娜搬进了安娜和德米特里的房间。

安娜开始每天记一个本子。早上几点醒，呼吸重不重，有没有咳嗽，万托林用了没有，辅舒酮几点喷的，吃了多少，午睡了多久。字写得很小，一行一行挤在一起，像一份认真到有些紧张的病历。

四月初又犯了一次。

这次是半夜，妮娜忽然醒了，捂着胸口说不舒服。安娜几乎是跳下床的，光脚踩在地板上，跑到药箱拿了万托林回来。妮娜坐在床上，小小的身体前倾着，两只手撑着床垫，呼吸又急又浅。

安娜蹲在床边，一只手托着妮娜的下巴往上抬，另一只手把面罩扣上去，按下喷雾。

一下。两下。三下。

妮娜的眼泪挂在睫毛上，呼吸慢慢稳下来。安娜把她抱在怀里，妮娜的脸贴着她肩膀，身体还很轻，轻得安娜觉得一只手就能托起来。

德米特里站在房间门口，衣服还没换，他还在工作。头发有些乱。他进来的时候安娜刚把用过的药瓶放到床头柜上。
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妮娜。

妮娜缩在安娜怀里，眼皮半闭着，像一只被雨淋透了的小鸟。

第二天，德米特里把主治医生叫到了家里。医生看了那个记录本，翻了十几页，抬头看了一眼安娜，又看了一眼德米特里。

&ot;莫斯科的春天太冷了，&ot;医生说，&ot;对她的肺不好。如果条件允许，建议换到气候温暖干燥的地方，至少待到夏天。&ot;

德米特里问：&ot;哪里。&ot;

&ot;南法。尼斯附近，或者昂蒂布。地中海沿岸，气候温和，空气要好很多。&ot;

德米特里点了点头。

整个决定不到十分钟就定了。安娜坐在旁边，手里还攥着那个记录本。她没有说话，因为她知道这事她没有话语权。但妮娜听见了&ot;不去学校了吗&ot;，睁大眼睛看着安娜。

安娜说：&ot;暂时的。等好了就回去。&ot;

妮娜哦了一声，没有再问。

搬家本身不像搬家。

没有搬家公司的大卡车，没有纸箱堆在走廊里。德米特里的助理列了一份清单——妮娜的衣服、安娜的几件日常衣物、药物、那个记录本、妮娜的小熊、睡前故事书。然后司机把东西装进后备箱，车直接开到了谢列梅捷沃机场。

私人飞机上，妮娜坐在真皮座椅里，兴奋得眼睛亮亮的，趴在窗口看跑道越来越远。安娜坐在她旁边，手一直搭在妮娜后背上，轻轻拍着。

德米特里坐在一排之外，打开一份文件看。

飞机降落在尼斯机场的时候，南法正午的阳光从舷窗照进来，安娜下意识眯了一下眼。机舱门打开，暖风涌进来——是真的暖，不是莫斯科那种终于不下雪的&ot;没那么冷&ot;，是带着海水和阳光味道的、彻彻底底的暖。

她们住进了一栋白色的别墅，在昂蒂布附近，离海不远。院子很大，有柠檬树，有石板铺的小路，有一个不大的泳池。房子是德米特里很多年前买的，一直空着，这次让助理提前两个月就让人收拾干净了。

安娜走进客厅的时候，看见茶几上放着一本新的记录本。

封面上写好了日期，第一页的抬头也印好了。她怔了一下，拿起来翻了翻。跟之前那个一模一样的格式——时间、症状、用药、饮食、睡眠。

她抬头看了一眼德米特里。

他站在门口，正在跟管家交代什么，侧对着她。安娜没有问他是不是让助理准备的，只是把本子放回了茶几上。

叶夫根尼娅也跟着来了，住在别墅西边的佣人房里。家庭教师换成了一位法国老太太，会说法语和俄语，负责妮娜的基础课程。每周一和周四，尼斯派驻的私家医生会过来做一次例行检查，听诊、量体温、看记录本——是德米特里私人医疗团队的，跟莫斯科看诊的是同一个人。

安娜每天的生活被压缩成了一个很小的范围——妮娜的房间、院子、厨房，偶尔去海边走走，但不会走太远。

早上妮娜八点醒来，安娜已经醒了。她会先摸一下妮娜的额头，再把手放在妮娜胸口感受呼吸的节奏，然后才去叫叶夫根尼娅准备早饭。这个顺序安娜没有刻意学过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，像某种仪式。